当前，在全民教育焦虑的背景下，梳理教育内卷化的底层逻辑，尤为重要。由此，才可认清教育内卷化的本质，从而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
当前，中国教育系统的内卷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整体性、全民性的，各个阶层都在焦虑。二是内卷从孩子的低龄阶段就开始了，从小学阶段下沉到幼儿园，其实对应的就是“幼升小”和“小升初”的择校竞争。这种择校竞争由来已久，而且越来越普遍，竞争性越来越强。
为此，我们就要考虑，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严重的教育内卷、择校竞争，或者说“学历军备竞赛”。对于这个问题，教育界内外也有很多人做过解释，笔者认为都不是特别完满。
由于存在着高考制度，因此，竞争就不可避免，而且越来越激烈。这一说法有没有道理呢？笔者认为不是很有道理。
20世纪90年代初，高考录取率非常低，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70后”“80后”的学生都很清楚，那个时候的学生没有这么多补课，没有那么大压力，寒暑假、节假日，学生都是可以游戏和休息的。而现在的高考录取率，很多省份已经超过了90%，为什么教育机会增加了，竞争反而更激烈了呢？因此，“高考引发”的说法不是很说得通。
另外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是“优质教育资源短缺论”。因为优质教育资源总是短缺的，所以大家要竞争，以享受最好的资源。
这种说法也似是而非。近二三十年以来，尤其近十年以来，优质教育资源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毫无疑问是增加了。生源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从总体而言是大幅度减少了滑板车。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优质教育资源在不断增加，学生在不断减少，但是入学竞争更为激烈了，这是单纯的资源问题吗？
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一千多年科举教育传统的核心价值就是读书做官，做人上人。在当前的教育竞争中，我们把这种“传统价值”格外合理化了，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其实，五四运动之后，出人头地、做人上人的价值观就得到了很严厉的校正，像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平民教育理念，都在校正这种“精英主义”的教育价值观。
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能够自食其力、健康、快乐的人，这种观念在20世纪60年代还是比较普及的。当时的说法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以及人们经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并没有把所有身家性命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没有说就是要上大学。所以，归因于传统，也不太说得过去。
还有一种解释，就是独生子女政策。因为只有一个子女，所以每个家长都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天才来培养，必须要上大学，而且要上名牌大学。这个因素是否存在呢？无疑是存在的，而且可以说对家长的教育选择的确影响很大。
大家都知道，过去在多子女的时代，很多城镇家庭有三四个孩子，在农村则更多一些。那时候先经过了一轮自然选择，也就是说，每个家长对自己的几个子女适合做什么，心里很有数——调皮捣蛋的、喜欢打架的，送他去当兵；忠厚老实的，留在家里种地养老；爱算账的，去做生意。一个家庭四五个孩子里面，可能有一、两个是喜欢看书学习的，家长就让这样的孩子去上学。在独生子女的情况下，这种选择就消失了。家长千方百计让孩子接受所谓最好的教育。
但是，独生子女这个因素，笔者认为也不应被夸大，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至今几十年了，教育生态的恶化、教育的“内卷化”都是最近十年才突然加剧的，尤其是近几年更加严重。显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也有人说，这是中产焦虑导致的。因为近十年中产阶层的出现，中产阶层的“地位恐慌”特别严重，所以把很多精力投入到升学竞争当中，加入“学历军备竞赛”。
中产焦虑或者说中产家庭、白领家庭对教育更为重视，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其他亚洲国家，它们的中产不焦虑吗？日本、韩国风平浪静——主要是指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还算平静。
例如：韩国的义务教育，每个学生都是就近入学，无需家长接送。笔者调研过，很多韩国家长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标准有两个：第一，离家近；第二，伙食好，中午管一顿饭。这等于没择校。韩国小学生下午也有课外补习班，但主要是音、体、美方面的，就是艺术的学习，还有一小部分是学习英语。在韩国义务教育阶段，竞争性的学习和培训是被严格禁止的，不存在考级。
综上所述，教育内卷虽存在高考制度、中产焦虑、独生子女政策等因素，但这些都是背景性、整体性的，或者说是较长时期内都会存在的背景，并不是最近十年来教育生态急剧恶化的直接原因。笔者认为，究其原因是没有真正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家长和舆论，包括很多管理者、校长、教师，都没有真正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念。
很多人认为，学习就是要有竞争、有淘汰，就是人生起跑线上的竞争。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义务教育是国家用法律形式确定的基本人权，是保障性的教育。因为是保障性、基础性的教育，所以是非选择、非淘汰、非竞争性的，实行免费、免试，就近入学的政策，就是为了体现这一价值，保障每个学生的教育权利。义务教育不是竞争性的，强烈的竞争性和淘汰性则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基本价值。这些问题需要被拨乱反正，需要经常说。
倘若所有学校都是差不多的，当然选择离家最近的学校最合理，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义务教育段的基本现实。小学生的天职就是游戏、健康成长、锻炼、郊游，而不是把学业竞争作为主要使命。
1986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提出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前几年，全国各地都在进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几乎所有地方都通过验收。也就是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从管理部门的角度已经实现了，但是现实中，哪个地方只要有择校竞争，只要有学区房，只要有重点学校，就说明那里的均衡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中国各个大城市，择校竞争都很严重，根本原因就是学校差距比较大。
需要讨论的是，按照国家的政策法令，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提出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还是达不到均衡？
这里有一个历史原因：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建立了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那时还没有建立义务教育制度），重点学校制度有利于快速地为工业化培养专业人才。当时，各地的中小学都确定很小的百分比作为重点投资、重点建设的学校，任务就是培养拔尖人才，为上一级学校输送人才。这种教育和义务教育的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具有很强的精英教育属性。
1986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后，重点学校制度被废止，但已经实行了那么长时间，大家有一种惯性，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甚至地方政府总是觉得应该有几所优秀的学校作为示范，以带动其他大多数学校——这是一种惯常的管理思维，但是违背义务教育实施的意义。事实上，至今各地仍然存在变相的重点学校，它们的资源和办学条件要比其他学校好很多，其中最突出的是特级教师、高级教师的师资力量强。
怎样才能做到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很清楚，就是三个“源”的均衡：生源、财源、师源。归根结底，这是一个能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治教的问题。
首先，为什么强调义务教育就近入学？就是为了平衡学生的生源。如果把所谓高分的学生用“掐尖”的方式聚集到一所学校，学校之间不可能是均衡的。生源的均衡就是靠就近入学来保障的。
其次，财源方面，教育经费的配置应该是均衡的，不能够厚此薄彼。财源的均衡，现在大致能够做到，因为生均拨款、按人头拨款，每个学校大致是一样的。但事实上，重点学校有很多另外的渠道，即专项经费，所以资源还是要比普通学校好得多。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总体而言，义务教育学校在硬件上的差距已经比较小了，但家长择校所看重的也不是硬件上的差距，看重的主要是教师资源。也就是说，教师的均衡化在今天还没有完全做到，甚至没有起步。
教育部也发布过关于教师流动的文件，要求义务教育学校都要进行教师流动。最早是20世纪90年代就推进过这件事，但落实情况却不令人满意。
建议明确相关规定，教师四年、校长五年，必须流动。教师流动，不固定在一所学校，大家可以想象，它的教育品质、教育质量也就比较均衡了。
在教育公平的维度上，是掐尖、拔优、培优？还是均优，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选择。非常可惜的是，中国大多数城市，基本都走向了“精英主义”的掐尖、拔尖、培优，打造重点学校、打造拔尖人才的道路。
也有人说，高考是指挥棒，因为有高考，所以就均衡不了。不是这个道理。高考是指挥棒，但是学校制度是教育系统的底盘。也就是说，这个底盘设计得是平衡的？还是有很明显的倾斜或者倾向性？两种设计导致的区域教育生态是很不一样的。笔者建议，今后一段时期内，教育改革一个重要的方向还是要改革公办学校体系，使它真正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要求实现均衡发展。
在整体改善教育生态的过程中，家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当前的问题是家校关系过于亲密，逾越了各自的界限：家长一定程度上可以干预学校的教学行为，教师则转移责任让家长当助教。现在学校和家庭的关系异常“亲密”，学校利用微信群等，时刻与家长联系着。很多微信群成为家长的马屁群。这种家校关系是非常扭曲的。
一些教师利用“家校通”等通信工具制造焦虑，对学生进行评价比较：今天某某同学又得了一个什么“优”，得了一朵“小红花”等。言下之意，没有得“小红花”的家长自己掂量。
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在信息时代，如何构建和保持恰当的家校关系，是很大的命题。笔者认为，我们现在没有多少人对这个问题有发言权：家校关系到什么程度是恰当的、合适的。
笔者就此问过一位台湾地区的教师，他说：“我们没有‘家校通’这些东西。教师是专业的工作，不是每个家长都能插话的；我们的教育活动也不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们按照我们的准则来做。”也就是说，学校和家庭是有距离的，不应该时时刻刻地紧密联系。这位教师还说道：“我们有事情会给家长发通知，什么时候开家长会发一个通知，仅此而已。不需要时时刻刻跟家长打交道，否则会给学校带来很大干扰——因为家长的心态大家都可以理解，如果每个家长都把自己的意见释放到学校，学校就难以承受，学校的教育行为也要变形。学校把教师的责任转移给家长，让家长给当助教，学校方面也是有很大问题的。”
在教育理论当中，三种不同的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场所或者边界。家庭教育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并不是帮助学校提分或者帮助教师改作业，那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发现孩子与众不同的禀赋、特长、兴趣、爱好，然后鼓励孩子自我发现、自我实现。
为什么美国学校下午下课时间很早，一点半左右就下课？美国的一位教师就这个问题说道：“我们必须给家庭教育让出必要的时间，不能让学校教育把学生的时间都占了，因为学校面对的是几十个孩子，教师不可能对他们进行个性化的特殊关注——这是家庭的责任；家长面对自己的孩子，就应该完成家庭教育的使命，发现孩子独特的自我，并且鼓励、培养他们的特长、兴趣，让他们走上一条自我发展的道路。”这是美国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分工。
今天，全社会弥漫着一种极度功利主义的观念：上学就是为了考一个好大学。无论家长是什么文化程度，都好像变成了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高中阶段的“普职比”备受关注。保持5∶5的普职比不是新的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多年来一直是要这么做的，这里就涉及对职业教育功能和重要性的认识。
尽管在中国传统观念当中，会有“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是一个国家的教育必须与它的经济、市场和产业结构相适应。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总是需要有足够多的人进入经济领域、职业领域，成为技工或者职业人才。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2018年教育概览（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8）里面有一组数据，公布了一些欧洲国家高中阶段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的比重（大多为2016年数据）：芬兰71%，德国70%，荷兰69%，瑞士65%，奥地利58%，意大利56%。也就是说，在发达的德语系以及北欧国家，高中阶段选择职业教育的比例相当高，远远超过了5∶5。
人天生不同，有的人动手能力特别强，有的人有艺术禀赋，而适合读书的人，笔者认为在世界人群中只占较小的比例。所以，并不是高校普及率高了就真的能出很多拔尖人才，还在于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有对这个学科、对这个专业发自内心的爱好和热情，具备特长。
北欧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经普及化，其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比例也高达70%。当然，这些国家高等教育普及化了，人人都可以上大学，为什么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比例还那么高呢？这就要说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让学生自己去选，笔者认为很多学生并不一定愿意选择学术性、研究型工作，而愿意选择符合自己特点的操作型、技能型的工作，上普通高中而不去接受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学生在父母要求下的选择。
我们也看到一些大学的硕士、博士因为写不出论文而走上绝路的悲剧性事件。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勉为其难——这些人可能天生就不善于做学术工作，你逼着他硬撑了那么多年，最后非常痛苦，甚至痛不欲生。不仅在学术领域，在艺术领域也是这样。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生开始参加高中阶段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也出现了很多金牌得主，每年一届，累积的数量是非常多的，但几十年以后，这些金牌得主到哪里去了？不是所有都在做科学研究，而是很多人都去搞房地产、做股票去了。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宗旨的中科大少年班，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举办，到现在累计培养了大概2500名毕业生，其中只有不到20%的学生在从事科技工作，其他在各行各业的都有，当老板的也很多。
所以，好的教育应该让每个人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具有热情的事情去做，走向自我实现，而不是把教育作为一块敲门砖，一个功利性的，尤其是短期功利性的工具。如果就是为了要一个名校的文凭，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是一种对青春的浪费。
因此，对职业教育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到：一方面有社会需求，另一方面的确有相当一部分中学生适合做这些技能型、动手型的工作。
新冠疫情以来，外卖骑手队伍不断扩大，有一份关于美团专职骑手的学历数据：初中占34%，高中占29%，中专占17%，大专占16%，本科及以上占4%。那么，本专科及以上的共占了20%。这个数据怎么来解读呢？笔者认为，这些骑手是自强自立的。在就业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放弃了所谓学历的面子，选择自食其力，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养活家庭。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拥有这种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这也告诉我们职业生活是变化的，不一定是你学了什么就一定要干什么，而且越是在现代社会，职业变化越快。这些骑手也不会做一辈子骑手，他们以后可能会转向新的领域。
所以，我们对职业要有全新的认识，不要认为从事体力劳动就低人一等，而且要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好全方位的准备。
如果我们具有前瞻性，具有超越性的未来观，就会知道：上不了名校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学生没有任何爱好、没有任何特长。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北欧国家、德语系的国家，高中生选择职业教育的比例那么高。不是仅因为这些国家各个行业之间的收入比较均衡——开卡车、做修理工的待遇和一位教授是差不多的。同样重要的是，很多学生的兴趣不在做研究上，而是愿意做一些自己能够驾驭的、比较有成就感的工作，包括开点心店、开花店，既自得其乐又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青年一代的职业观和新的社会需求正在转变，家长需要做的事情，是不要用自己顽固不化的虚荣心，去绑架孩子的选择、孩子的未来，给孩子一个自由生长的空间，让孩子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一个人只有利用相应的空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能够获得人生的幸福，才有可能做得更好。
我们在很长时期一直处于普及教育阶段，所以我们教育的价值观或者说学校教育的目标，是把知识和学历作为重要的目标。我们评价一个人，是看其拿到的是高中文凭还是大学文凭，是本科学历还是大专。现在，高中阶段的教育普及了，在18～22岁的适龄人群中，已经有54.4%的人在大学学习，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人已经进入大学，已经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阶段。随着新出生人口减少，少子化时代的来临，今后上大学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容易。
在这种情况下，比学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过去是追求能力，从知识本位到能力本位，追求卓越、追求成功，成功是比学历更重要的指标。但是今天，我们还可以往前走一步，在互联网时代、学习化的社会中，一个人真正成功的评价是什么？是幸福。能够获得人生的幸福——这才是教育的最高目标。
当代作家周国平曾说：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找到一件你喜欢做的事，并且把它变成你的职业。你喜欢做的事，你8小时都在做，当然很幸福——8小时之内就幸福了。还有第二个方面，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人，跟他（她）一块生活，那你8小时以外也幸福了，24小时都是幸福的。这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真正重要的目标？尤其是对家庭教育而言，家长不应该逼着孩子追求排名或者追求名校学历，而把孩子的生命安全、健康快乐，最后实现幸福作为最重要的目标。
如果我们能够确立这样的价值观，把幸福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今天的很多行为也都会改善。也就是说，更大程度地尊重孩子、信任孩子，让孩子去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敢于冒险、敢于探索、敢于进入各个不同的领域，去经历他们自己的未来，这种做法才是更接近幸福目标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