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的一切让人们形成了惯性思维，认为不可能再发生世界大战。核武器引起了人们对地球毁灭的恐惧，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不再习惯于通过军事对抗来解决与他国关系中的问题。只要有足够的资源，某些核武国家就尽情地借他国之手间接参与军事活动，而不会直接参与，这样可以让不和平的安分守己。
但是，最后还是让人们失望了——即使不再发生世界大战，也会无限期地发生具有一定紧张性的小规模局部冲突。大国之间不断进行试探，看看对手的薄弱之处在哪里，哪里就能“推一把”对方，在这场无休止的、非淘汰制的比赛中获得额外加分（顺便提一句，这场比赛的胜负结果出乎意料——其中一位选手直接退赛了）。这样看来，上世纪的冷战“混合”程度的复杂性并不亚于我们今天在国际舞台上看到的混合战争，尽管那时候没有人想到过用“混合战争”一词。
然而，世界大战的“世界性”并不体现在战争发生的时候，而是体现在战争结束后回溯历史的时候。
1914年夏秋季的大规模动员并没有把欧洲人召集到“世界大战”的前线。当时，人们对冲突持续时间的评估比较乐观，以为圣诞节之前就能回家。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战争特点是频繁、残酷但有限，人们对这种为了解决国家关系间的问题、以及完善权力平衡的修正战争有了惯性认识，他们不相信会发生具有彻底破坏性的对抗。然而，随着伤亡人数的飙升、战斗规模的扩大、战斗后果严重性的提高，人们逐渐清醒了。
上世纪初，欧洲的政治家们沉浸于幻想中，他们相信，在既定的关系框架内——尽管音调已经严重不谐，但这仍然是一场“欧洲的音乐会”，仍留有余音，即使需要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一些不可挽救的情况总能避免发生。今天，对核武器威慑功能的信心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它们一定能够避免一场世界大战。但这意味着什么呢？
罗马教皇将乌克兰的冲突描述为一场不会很快结束的世界大战，因为已经有许多双“手”和利益参与其中。教皇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大国之间公然竞争的所有特征都体现在这场战争中。核武器的存在让这场竞争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这并没有降低竞争的激烈性和破坏性。
这场对抗的形式本身就具有其特殊性。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领导者——间接参与了对抗，但表现得十分积极，还雇用了交战代理人。俄罗斯正在独自作战，在战场上与美国的代理人直面交锋。而中国作为旁观者，采取了平衡策略，但十分重视这场对抗的结果。尽管中国明确表示不愿贸然出击，但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在这场冲突中取得了成功，将对中国不利，因此需要谨慎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对这三名玩家来说，赌注是下一阶段在国际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不得不说，在这三个国家中，俄罗斯冒的风险最大。因为首先，俄罗斯直接参与其中；其次，实际上是俄罗斯主动发起了冲突，用这种形式解决与他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却没有完全正确地预估事件将如何发展下去。
欧洲作为这场冲突中的另一名参与者，其角色比较特殊。欧洲不是为未来的地位而战，而是为保留住——这是不现实的——原来的生存方式而战。不允许修改“基于规则的秩序”，是整个西方国家共同的口号。但对美国而言，这是在宣扬自己的主导地位，原则上美国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确保其主导地位的。对欧洲来说，旧体制的消亡意味着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这种舒适的、为其带来成就的政治模式消失了。
即使假设西方得到了最理想的结果，欧洲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的变化也回不到欧洲一体化的黄金时期。欧洲的主要国家陆续认识到，他们需要发展自己的能力。我们暂时还不清楚欧洲能够联合到什么程度，欧盟未来的计划问题也是未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冲突继续，对欧洲是最有利的。不可抗力的因素引发了欧洲内部的争端，提高了经济成本，但同时也增强了欧洲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对抗中的主要行动路线是由美国决定的，欧盟可以暂时不困于战略问题。
这种对抗的配置——我们不谈其他重要参与者的行为，包括印度、土耳其、海湾地区的石油君主制国家、伊朗和其他几个指望获得红利的国家——证实了教皇方济各的预想，即冲突所涉及的利益规模可能等同于一场世界大战。即使有核武器的存在，冲突也可以继续，甚至扩大。的确，核武器为冲突设定了框架，但也足以为一场漫长而激烈的消耗战提供空间。
世界大战不管以什么形式进行，其背后都涉及国际等级制度的问题。世界大战中那些具体的冲突都是在一个总框架下发生的，但是，如果某一参与方对其中任意一个冲突赋予了历史、甚至客观存在的意义，那么冲突就会常常变得不理性。对于俄罗斯而言，乌克兰问题就是如此。
特别军事行动至少包含了三场战役，分别对应着三层要素。每场战役背后都有其独特的逻辑和历史，在某些方面，它们相互补充，在另一些方面，它们又相互矛盾。在最开始的时候，军事行动的目标就十分模糊，行动计划也不明确，这些都与这三层要素息息相关。
俄罗斯发动军事行动的直接原因是西方没有遵守俄罗斯在2021年12月提出的长期安全保证条约。俄罗斯表达了对冷战后欧洲政治军事秩序的所有不满，并将其列在最后通牒中。俄罗斯的最后通牒被拒，随后启动了“军事技术措施”，这正好符合世界战争的逻辑。这是第一层。
冲突的第二层要素在于动荡了几十年的共同文明空间中的民族国家建设问题。这一问题与历史和文化环境有关，而历史和文化环境是众所周知的主观因素，不能对它们冷处理。社会上出现的不稳定现象，如民族情绪及由其引起的社会反响，并不是一场理性的地缘政治游戏的最佳前提。
距离军事行动开始前的六个月，在弗拉基米尔普京发表的署名文章《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中，将冲突的第一层和第二层要素紧紧联系在一起。
第三层是俄罗斯的内部政治问题。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愿望对决定发动军事行动的推动作用有多大，对此我们只能作出猜测。普京经常常提及后苏联时期俄罗斯技术主权弱化和对外依赖性增加的话题。俄罗斯领导人认为，从前的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自给自足的时代即将到来。相应地，必须切断旧时期产生的纽带。这不只是涉及许多层关系的破裂，首先是对国家内部进行重新定位，包括重塑国家的基本设定和社会秩序。当时，休克疗法打开了俄罗斯通向西方的大门。现在，要回到过去，则需要另一种疗法。
在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日历年结束时，俄罗斯在冲突的各方面取得成功的机会有多大？
首先，特别军事行动证实了俄罗斯的国家结构存在一些基本问题，需要对其完善、更新。事实证明，俄罗斯前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租赁性质，也就是说俄罗斯在很多方面都是建立在借来的基础上。许多领域的缺陷——从一系列重要机构的行政行为和决策机制，到陈旧的思维方式，以及独特的意识形态路线与外部高度的物质需求之间的矛盾——仍会显现出来。我们现在已经主动对此做出改善了。面对动荡、十分不利的外部因素影响，完善所有的缺陷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是一个开放式问题。至少我们现在的弱点是可见的，我们可以开始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在创造某种新的发展模式的框架内，旧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逆转地消失了。
乌克兰问题是另一个性质的话题了。这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的黑暗时期，因为实际上俄乌并没有统一，而是被迫脱离。到年底，对抗的实质已归结为两个民族在哪里划分界限。有点模糊的“俄罗斯世界”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俄罗斯实现自决目标的各种方式（包括“去纳粹化”，用美国的话说是“政权更迭”）已经在血腥的冲突和军事行动中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一切都被简化了，半色调的“俄罗斯世界”的概念已经消失了。至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关系，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已经取代了后苏联时期的“混合性”。这几个月发生的一系列悲惨事件加剧了民族认同问题，以及民族认同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问题。建构民族认同的方式已经很清楚了——通过武力。
俄乌双方都提到了卫国战争，但两国所谓的“卫国战争”的含义不同。乌克兰将这场战争定义为与俄罗斯的对抗；俄罗斯则认为，不是在与乌克兰作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态度来回转变，常常前后矛盾），而是在与乌克兰背后的“集体西方”作战，是一场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卫国战争，同时也为了在世界等级制度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就是我们在冲突的第三层中发现的问题。目前，对俄罗斯的地位评估出现了根本性分岔。首先，在世界等级制度中的降级是否意味着国家面临生存威胁？第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否会导致俄罗斯转向到另一个“层级”？更确切地说，这个“层级”是高了还是低了？
2022年12月26日-27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独联体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期间，普京向其他八位独联体国家领导人分别赠送一枚金戒指作为新年礼物，自己也留下了一枚
俄罗斯本应对北约无节制的扩张以及西方垄断性地建立世界秩序坚决说“不”，以确保自身在政治联盟中的主要地位。如果最初的设想得以实现，情况可能会是这样：迅速而有效地展开重新格式化乌克兰的行动。但这并没有实现，俄罗斯已经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到2022年年底，这场战争完全进入了拖延战状态。尽管军事行动的效率要比原计划低得多，但取得成功是可能的：对方将更快地耗尽精力，不得不就进一步的作战部署再次与俄罗斯对话。
但这也同样说明了西方国家十分热衷于做此类事情。从这一角度看，俄罗斯作为世界性大国的地位已经衰退，被锁定在了地区问题上，失去了全球定位的能力。后苏联空间的这些国家都明白，俄罗斯现在没有时间解决除乌克兰问题以外的任何问题；这表明即使对于最临近自己的地方，俄罗斯的监管能力也在变弱。换句话说，在与乌克兰的战斗中，俄罗斯动真格了，这让整个世界都对俄罗斯感到害怕。这不是地位的上升，而是下降。
俄罗斯把赌注押在旧世界秩序的瓦解上。这一赌注似乎是押对了——整个世界秩序的危机早在15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从那时起就变得越来越糟糕。现在有两个问题：世界秩序瓦解进程的速度和俄罗斯在这其中的具体作用。至于瓦解的期限，取决于对方，以及我们国家自身是否有足够多的资源撑到旧世界秩序瓦解的这一刻，到了那时整个国际议程和国际关系都会发生质变。俄罗斯在这其中的作用比较复杂，打破旧世界秩序的先决条件早已存在，但正是俄罗斯充当了攻城槌的作用。我们不应忘记苏联的命运，苏联引发了巨大的国际变革，最后却成了唯一的受害者。
世界所进入的时代将是一个艰难的时代。“少输给别人”、尽可能少地承担不可避免的代价，意味着国际关系中的所有行为体都致力于将这些代价转嫁给他国。内部和外部的脆弱织在一起，产生了危险的信号。我们国家体系的稳定性正在经历来自各方的考验，但正是该体系决定了俄罗斯在这一动荡时期中的成败。在任何冲突中，能够抵御住强大的压力，并排除万难，确保现代化的发展能力，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俄罗斯参与的这场冲突具有三重性——分别是与世界秩序、乌克兰和俄罗斯本身（要进行自身的改革）的战役——第三场战役是最关键的，也是最难实现的。它与第一场战役直接相关——客观上，俄罗斯想要加速旧世界秩序的瓦解进程，支撑旧秩序的要素存在得越久，它就会越坚决地攻击那些希望改变它的人。第二场战役中的问题最为严重，在军事行动的准备过程中，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评估出现了十分严重的误判，而这绝非巧合。
一百年前，即1923年，世界在一个十分的动荡时期画上了句号。奥斯曼帝国与意大利签署了《洛桑条约》，确定了1914-1918年一战的最后结果。在俄罗斯，佩佩利亚耶夫将军在远东投降，结束了俄国内战的最后一场战役，而后15年的喘息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
现在情况恰恰相反，喘息才刚刚结束。这一次的世界大战，不是一场全面的对抗，而是一系列不同的对抗，而且对抗的势头越来越猛。重塑世界秩序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事情，这是一场长期且大规模的改造。但正是在未来的一年里，即2023年，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俄罗斯的发展前途。上述三条战线的发展进程将在这一年变得愈加清晰，胜败的几率也会在2023年显现出来。